1951年的秋天，成立不久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发起了禁娼运动。事实上，在上海作为通商口岸的历史上，中外社群曾多次发起对城市娼妓业实行管理、限制的运动。公共租界的卫生长官关心的是性病的传播；外国传教士和妇女改革家们哀叹世风日下；中国社会活动家则把禁娼作为中国现代化和提高中国妇女地位计划的一部分。
尽管这些诉求各不相同，但任何一任市政府都没能成功地关闭妓院，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事实上，早在禁娼运动开始之前，上海的妓院主们就体会到了世道已变。从1947年到1951年，石家庄、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都已成功取缔了娼妓业。别的城市中同行的命运让他们产生唇亡齿寒之感。
在1949年解放时，一些与帮会有联系、被称为“妓院巨头”的最大妓院的老板就逃到了境外，另外一些在1951年4月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被抓了起来并判处死刑。同时由于上海农村的经济逐步从内战萧条中得到恢复，许多妓女回到老家或在上海找到了别的工作。到1951年底，当市政府终于把注意力放到关闭妓院和清理街道的时候，它所面对的已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妓女群体。
在1951年11月25日的围捕行动中，共计501名妓女被警方遣送到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其中包括持有执照的妓女也有街头流莺。在教养所，这些女人得到的生活条件比当时许多上海居民要好，每人有自己的床铺，有被子、毛毯、脸盆还有碗筷。她们的伙食不错，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工作人员对她们也很有礼貌。
然而当工作人员给她们做动员报告时，却遭遇了一次哭声示威。有一个妓女喊了一声：“姐姐妹妹，哭！”一喊之下，在场的三百多人一齐大哭，哭了两个钟头。改造过程的起步就不顺利。
1948年，在革命性变化来临前夕，一项对上海市500名妓女的调查显示，不少妓女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主要是因为这一职业比起她们所能从事的其他职业来，收入更加丰润一些。大部分妓女只关心吃喝玩乐，另外的对生活抱无所谓的态度。比较满意的收入、对国家权威的害怕、压抑的心理，所有这些混合在一起的心态说明这个群体并不渴望改造。
取得这些“姐妹们”（围捕行动之后她们就再也没有被叫做妓女）信任的第一步是给她们医治性病和其他疾病。尽管许多女人相信抽她们的血是为了到市场上去卖，但正是有了治疗性病这一条，使这些女人相信改造人员真的没有恶意。如果政府认为值得花钱把她们的病治好，那么或许在新社会中还真有她们的位置。
改造的第二步是给这些妇女上一系列的课程，她们每天花半天时间学习，掌握基本的读写技能。
妇女们每天在劳教所的某个车间参加半天劳动，生产袜子和毛巾。在改造者们的思想中，传授实际工作技能是第二位的，最主要的是养成劳动习惯，而这并不容易。有的妇女认为在外面一天到晚不做事，到劳教所要生产要劳动，她们不愿意做。
在电影《红粉》中，来自翠云坊的姑娘小萼因不堪忍受劳动强度而欲上吊自尽。这固然是一个极端的表现，但也足以证明对这些妇女来说，从心灵到身体层面的改造绝非易事。
1953年，上海妇女劳教所开始释放那些改造好的收容人员。这些女人有三条出路，乡下有亲戚的一般都送交她们的家庭带回。第二类是态度和表现最好的或上海有亲人的，她们被分配到城镇工厂里工作。第三类是无家可归的，她们被送到甘肃、宁夏或新疆的国营农场中，对她们来说，同意去是因为有结婚从良的机会。
尽管获得了一定的劳动能力，被压迫的个人历史也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被接受。然而对这些妇女来说，要开始在新社会的新生活，仍然不是容易的事。
在电影《红粉》中，从劳教所逃出来的秋仪在经历了情感破灭后遁入空门，却终因不被接受而回到了乡下老家。然而家里早就没有她的位置。她的归来并没有带来团聚的喜悦，反而使得家人陷入了对房产的争夺。一阵鸡飞狗跳之后，家人质问她：“侬还回来做啥？！”
曾经在劳教所企图自杀的小萼在释放后进了工厂，这已经是不错的结局了。她努力劳动，用双手养活自己。因被同厂女工一句“这个钱是干净”所激，她忍不住回嘴反击，却被揪住一阵殴打。
许多妇女在上海搬迁了多次，为的是与过去知道她们曾当过妓女的邻居们离得远一点。她们的历史始终具有颠覆眼下平静生活的力量。
让我们回到“五·四”时期。20年代的改革者们在对待娼妓卖淫问题上究竟是应该管制、检验还是取缔意见不一，但是他们却都同意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种看法，即把它看成是人类本性的产物——尤其是男人性欲的产物。
但对于50年代的改革者来说，娼妓卖淫现象，是一个社会的产物。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城市中的帮会势力所构成的体系是一个毒瘤，娼妓制度是这个毒瘤上一个小小的、却又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58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布娼妓业彻底消灭。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章迪思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