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何俊老师向大家介绍云南小粒咖啡
何俊老师介绍了“阿拉比卡（Arbica）”、“罗布斯塔（Robusta）”两种咖啡豆。云南盛产的小粒咖啡便为“阿拉比卡”。那么，云南咖啡的主要产地以及其主要种植模式如何？何俊老师介绍到，保山和普洱两地在 20世纪9 0年代开始咖啡种植，种植模式以小农户为主。德宏和澜沧分别在2 007年以及2012年开始种植，由龙头企业带动。基于田野调查，何俊老师发现，消费量与咖啡种植量、产量之间的矛盾之处。农户在咖啡的种植过程付出大量劳动，却只能得到18块钱一公斤的微薄利润，而星巴克等品牌在对咖啡豆进行简单加工后，卖出600块钱一公斤。由此，何俊老师引出关键问题：在咖啡市场中，谁决定价格？谁决定质量？国际咖啡组织（I CO）提供期货市场的价格，杯品师较为主观地进行咖啡品质的评定。在整个价格制定的过程中，农户没有任何角色。
由此，何俊老师引申出“提取主义”这一概念。通过耐克、滴滴打车等例子，解释提取主义的含义——资本不需参与到再生产的过程依然可以扩大再生产，并形成垄断控制。通过普洱的炬点咖啡（ TorchCoffee）、保山咖啡庄园以及云南国际咖啡交易中心的建立等例子，何俊老师讲到现实困境下，云南咖农应对“提取主义”的积极回应。
最后，何俊老师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问题：全球资本扩张下，小农户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小农户内部是否存在分化？小农户到底受到怎样的影响？
图：陈学礼老师讲述云南茶的故事
第二位分享者陈学礼老师向大家讲述了云南茶的故事。陈学礼老师通过田野中拍摄的生动图片，向大家介绍了茶树品种，包含台地茶、大树茶以及普洱茶的划分。通过丰富有趣的田野故事，陈学礼老师向大家展示了不同的采茶方式，并纠正了“采茶是轻松的、美好的”的错误观念。
图：陈学礼老师向大家展示“如何采茶”
随后，陈学礼老师讲述了市场变化下茶农种植方式的变化以及他们的迁徙故事。“山东村”位于条件艰苦的山上，早些年政府将其整体搬迁到一个新的地方，村民们也认为搬走后的生活更舒适。但是近年，大树茶的价格涨起来，村民们又搬回到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在原村址及其周围种起了茶树，并决心留下来守护他们的茶树。
现代科学与茶之间有着“效率”和“品质”之间的张力。茶叶似乎是一种要求“纯粹”的物质。在茶农中流传着“除草剂等现代化的东西进入了土里，它会从茶叶来到舌头”的说法。另外，标准化炒茶方式与传统炒茶技艺之间也存在争议。很多茶农认为，标准化炒茶方式没有了炒茶人用“手气”炒制出的“人气”，手工炒茶才能够创造更高品质的茶叶。当然，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茶叶之间也有奇妙的火花，但实际上，媒体建构出来的“茶”、“茶山”、“采茶人”的形象，与现实情况并非完全一致。
图：陈学礼老师分享茶叶从中国传到日本的故事
最后，陈学礼老师为大家分享了茶叶从中国传向日本的故事，以及作者荣西（又译作“容西”）在《吃茶养生记》中所提出的“酸肝苦心腊肺咸肾甜脾胃”的概念。
图：陈雪老师以“烟草”为主题进行分享
第三位分享者陈雪老师为大家讲述了烟草的故事。陈雪老师从“野蛮与文明”的视角审视烟草，将烟草的传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来源于新大陆，烟草被贴上野蛮的标签，遭到“文明”的 抵制；第二阶段，欧美跨国烟草商将烟草加工为卷烟出口并赋予其文明的标签进行传播，但遭到被殖民国家的抵制；第三阶段，二战后，科技的进步使得烟草的危害被发现，烟草在这一背景之下再次“去文明化”。
图：陈雪老师以“烟草”为主题进行分享
之后，何俊老师与陈雪老师就第三阶段是否存在“去文明化”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何俊老师认为从国家的视角出发，烟草处于“后文明化”的状态。尽管目前根据国家法律规定，烟草商必须在自己的产品上备注“吸烟有害健康”等标语，但是烟草并没有完全地实现“去文明化”，甚至存在更流行的情况。因此，何俊老师将最后一阶段的“去文明化”理解为具有多样性的“后文明化”。对此，陈雪老师表示，研究的出发点是将“去文明化”和“再文明化”放在同一维度上进行考量的。她也表示“去文明化”是一个趋向，而不是彻底去除的状态。
图：学生提问环节
在提问环节，现场以及线上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表现出对“咖啡、茶和烟草”这三种研究的强烈兴趣，何俊、陈学礼和陈雪老师与同学们做了精彩点评和互动。不少同学表示，在这次学术沙龙的分享和交流过程中，他们找到了新的可研究的议题方向。
图：覃延佳老师对本次沙龙进行总结
最后，覃延佳老师对本次沙龙进行了总结。他谈到深刻研究的基础是自我经验加学科的训练，这也是对云大民社院学子的殷切期望。沙龙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记录和撰稿：姬珺琦张畅
图片来源：姬珺琦张畅
下期沙龙预告：
主编：何明
编辑：覃延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